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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胜:身着警服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吗
发布时间:2018-9-15 19:47:47????点击:663次????[关闭本页]
身着警服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吗
《行政处罚法》、《警察法》都要求警察执行公务要着制式服装,新出台的警车使用规定也要求着装驾驶。那么如何区分身着警服的警察的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现从一则案例谈起,经过对本案的总结,试图找到一种简便易懂的识别方法。
1997年1月11日上午11点30分,国内某大型油田公安处交通警察支队的小李匆匆走出家门,为赶12点的交接班上岗,身着警服的他在路边拦截了一辆出租车。为了快一些,就让出租车司机坐在了副驾驶座位上,自己亲自驾驶。在途中,出租车司机看见有乘客招手示意,就要求警察小李停车,让那个乘客坐在了后排座位上。车辆刚驶进市区大转盘,由于小李驾驶车辆车速过高,应急措施操作不当,与迎面驶来的一辆载有两名乘客的桑塔纳轿车碰撞,造成两车司乘人员二人重伤、四人轻伤、两辆车不同程度毁损的严重交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00万元。后来,两车上的乘客、两车车主、警察小李和油田公安处之间展开了循环诉讼。一场混战之后,法院终审裁决小李着警服赶点上班是职务行为,最终的失败者是小李的工作单位,油田公安处几乎承担了全部的赔偿责任,且所有的损失赔偿已经被执行完毕。?
? 裁决该案时能直接适用的属于职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大致有三个。《民法通则》第121条:“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121条,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还有《国家赔偿法》关于职务行为赔偿的具体规定等。对照以上三项法律规定,对于职务行为与非职务行为合二为一的,一般按照实施与职务行为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原则处理。否则,由职务行为的委托或授权发出的组织承担。“职务行为”还是“非职务行为”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问题的本身探究结果没有任何意义。转换一下角度,把符不符合“在执行职务中”假设为一个条件,把判断是否处于“执行职务中”作为甄别是非的标准。具体到本案,先撇开几个无争议事实,即交通警察小李主体符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条件,客体上侵犯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了重大损害。考量的关键是符不符合“在执行职务中”这个条件,判断是否处于“执行职务中”,还得借鉴刑事侦查学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结果等多要素理论。当然并非到此就万事大吉了,如有必要尚需向更深层次探究下去,比如职务行为的开始时间确定后,还要继续考虑工作性质、职责范围、特别法的特殊规定等。小李中午12点上岗,“中午12点”就是执行职务的开始时间,工作地点是某特定的交通路口的岗亭。交通事故发生在12点之前,事故现场离小李执法地区有五公里;小李拦截出租车上班显然与警察紧急征用公民车辆无关系,有滥用交警职权之嫌疑。经过对比,认定小李拦截出租车上班的行为为个人行为的理由更为充分、事实更为清楚、争议度稍低。?
?? 再试着分析一下处理该案法官的裁决心理。他们认为身着警服是警察执行职务行为的形式要件,一般情况的下的处警行为必须身着警服,仅此事实足可认定为职务行为了。因为从出租车司机眼里,小李是身着警服的,他的交警职务也是明知的,拦截自己的车辆并要求亲自驾驶没有拒绝的理由,这些完全符合民事表现代理的要件啊,判决油田公安处败诉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表见代理是民商事领域的概念,属于私法范畴,这里不在展开说明。主要强调一点,认定自然人某行为具不具备职务(公务)属性,不能缺少行政法方面的行为准则,参照通属于公法范畴的适格法律、法规作为裁判事实的准绳。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的认定标准也要采用客观说,不同的执法主体、不同的执法内容其客观表现不一样,离不开宪法赋予的管理领域和具体的职责内容。单凭相对人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等主观方面的感受来确认行为性质,并以此用以巩固法官自己的内心确信。说到此,该善意提醒该案的判决法官了,正确认定事实是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找钥匙开锁的判决经”念不得,只有循着证据线索归纳、推理,再归纳、再推理,从辩论中去伪存真,千锤百炼方能淬火成钢。?
?? 小李主观上是怕耽误正常上班,客观上他利用了交警的特权身份拦出租车而发生的事故。这一连串行为和事故都发生在12点之前,也没有进入他的所谓的执法地域,完全排除紧急情况下征用公民车辆追击违章车辆、追击逃逸分子等免责情形。公平而言,警察小李的确不是为了私事借用他人车辆,事故发生在上班途中,不能说与执行公务没有丝毫联系。再者说,交警与跑的司机之间好似猫和老鼠的关系,交警驱驾出租在全国不算稀奇,只不过出事的概率小,像本案公安机关赔偿过二百万的案件堪称凤毛麟角。如果要找出油田公安处的民事过错来,我想失察之责和管教不严的说辞足以。?
?? 最后,谈一谈民法、行政法以及国家赔偿法在国家机关对民事主体承担经济赔偿的立法冲突问题。三者都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特殊侵权的赔偿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导致法律适用的竞合。原因在《民法通则》早于《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早颁布的不会考虑后颁布的法律,后颁布的《行政诉讼法》为了防止冲突,在本法中技术性地规定了民事赔偿条款,即对合法的行政行为,如抓捕涉案违法者而造成物品损坏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用语有了适当变动,即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行政造成他人权益损害的承担民事责任。行政法和国家赔偿法都规定了追偿程序制度,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这一立法基本原则。但是,《民法通则》第121条没有追偿的规定。值得探讨的是,该不该赋予职务(公务)单位的追偿权呢?具体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就拿本案来说,原判认定小李是职务行为而有公安处承担民事赔偿。因为生效判决书没有适用行政法和国家赔偿法的具体条款。油田公安处的民事损失自然没有了任何救济方式,最后的结果只能开除小李了事。
民事、行政和国家赔偿等法律都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给民事主体造成财产损害的规定,由于存在文字表述的歧义和能否追偿的冲突。应当允许权利受侵害者选择不同程序维护自身的诉讼权利,法院自当把控好立案大门,尽量减少民诉法与行诉法的瑕疵衔接产生的混乱。国家立法审查部门如果从这则案例中注意到《民法通则》第121条的局限性,尽早被摄入法眼,或改或废就不期本文的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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